“25岁我真正离开北京时，我的困扰是，为什么我没有故乡感。现在我已经32岁了，还是没有故乡感。前不久听说，我家在西单的小院要卖掉，我忽然眼泪就掉了，心慌，感觉再也不愿意去西单那个地方了。”
正午小城故事系列，这是第五篇。写的是北京和青春。西单就跟上海滩一样，起起伏伏好多故事。
嘿！西单天桥的流浪汉们！
文 | 袁玮
一
青春期的两年，比我一生的任何时期都要漫长。
那是2001年，我16岁，就住在西单商业中心后面的胡同里。北京的王府井是旅游纪念品基地，而西单的外地游客很少，每个角落里蹲着的或者飘来飘去的，都是各种黄头发、绿头发的安七炫和张佑赫——那一年韩流袭卷北京，H.O.T.和神话组合首当其冲。
西单购物中心的六层到八层统统分成了小摊位，卖所谓韩国的首饰、衣服，还有最时髦的贴纸照机器，以及喷着烟雾和出租臭鞋的滚轴溜冰场，那里被统一叫做“韩国城”。而西单购物中心的一层进驻了耐克、阿迪达斯、乔丹气垫鞋这样的“奢侈品牌”，最受欢迎的还是李宁和纽巴伦的板儿鞋。二到五层，成熟而过时的服装店仍旧为中老年人服务，这里永远象征着北京最优质的质量与信誉，他们对五层以上的世界嗤之以鼻。这个购物中心里最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楼道，每一层都有一个团伙驻守，男男女女，抽烟，吐痰。
从我念书的学校骑着自行车，穿过西单购物中心的马路，十来分钟就能回到家。就相当于住在香舍丽舍附近，每天回家都要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就算饭后穿着睡衣邋里邋遢地散步，也是会到香榭丽舍。显然我不是那种能被韩流洗脑的性格，但当时学校里仍流传着我是最像张佑赫的女生，就算我多么的不啻于此，我还是穿着150码的校服上衣，搭配180码的校服裤子，把刘海拉直了遮住半张脸。Walkman里播放的是魔岩三杰、Nirvana、或者是Jim Morrison。在西单，有还没装摄像头的图书大厦音像区，马路对面的大世界音像店里，国内专区整整齐齐摆着大陆摇滚乐手的新专，难得地与港台明星平起平坐。在我眼里，他们的艺术水准则更高一层。
就是一首许巍的《故乡》促使我在西单的过街天桥上逗留。在天桥的正中央，三四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长发，弹着吉他，穿白T恤衫和牛仔裤，用脚打着拍子。其中一个脸色红润，长发及腰，另一个脸上骨骼轮廓突出，卷发，低着头，鼻梁和眉骨鲜明。当时的西单过街天桥刚刚被透明的玻璃围成全封闭的环境，温度炙热难以久留，金属栏杆带来生硬的未来感，胶质地面散发着化工厂里的味道。歌手弹琴唱歌的声音在密闭的天桥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混响，像是闷在游泳馆里。
我想讲的故事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
二
当年正值春节庙会盛行，我和我的发小拿了我爸单位发的一打庙会票，跑去白云观庙会门口以半价出售，赚回来一百多块钱。我们吃了些小吃，就回到西单乱逛。在那个温暖的冬日骄阳下，流浪歌手的一幕闪现在一伙一伙的张佑赫与安七炫之间。我站在那里定睛看着，确实有被击中的感觉——长发、干净的T恤，穷苦的瘦削，以及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芒。
我把卖票赚来的钱丢在了他们面前的琴套上，之后坐了下来。我们互相自我介绍。那天下午，我翻他们的歌本儿，挑里面的歌儿让他们唱，有时候我会一起唱，路过的人有的会放下几块钱就走，连步子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偶尔有人停住，打量一番，眼神好像朝阳大妈。我很警惕地侦查着，以防某个盯着我看的面孔过于像我妈，或者我爸。
我迅速和这群流浪歌手交上了朋友，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但是他们来天桥的时间非常固定，我们提前打好招呼，就在天桥上碰面，坐下来一起玩。偶尔我也背上我的吉他，但是我弹得很烂。刘宁教我弹吉他，一个和弦教一下午，我也学不会。
刘宁24岁，来自大连。他20岁过后离家出走，背上吉他来到北京，火车坐了一半，另外一半路程几乎是走着过来的。然后他就来天桥唱歌了。在老家的时候，刘宁在酒吧里做服务生。我提到电影里对妓女的同情，把妓女浪漫化文学化的时候，他跟我讲，在老家的酒吧，他们这些服务生和妓女一起玩，很友好地一起喝酒，这些女孩并没有什么悲惨的身世，也没有凄惨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值得同情的地方，她们和所有人一样，找了一份工作，只是这份工作对她们来讲相对省力，来钱更快。刘宁自己倒是比较嫌弃这些女孩，他觉得那些女孩都好吃懒做，喜欢讨好人。他觉得她们习惯性地往男服务生身上扑，撒娇耍赖的样子让人腻歪。
李小平要开朗一些。他是湖南人，二十出头，当时正在交往一个女朋友，女孩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生。那个女孩相貌平平，少言寡语，后来来天桥上接过他。我问李小平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因为口音问题，我真的听不懂他说的“平”字，于是他拿起身边的一个装了白开水的罐头瓶，说“就是这个”。老实说，在认识他们之前，我都没见过外地人，也没跟有口音的人讲过话，西单商场的售货员当时都是要有北京市户口的，这样比起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寒碜，北京小孩就像井底之蛙，优越感简直就是传说。为人低调，玩命谦和是我家的家规，我爸妈都是政府的公务员，爸爸和他的哥哥们全都老老实实地入了党，小心翼翼地做人。当时我连去外地旅游都没有过。那时候也不流行旅游。
陆陆续续，我还见过好多流浪歌手，有一个小眼睛的男孩，看起来简直比我还小，听说他21岁，山东人，但是瘦小得像福建人，头发又直又长，油油的。刘宁说他叫小彬，“家里可有钱了，因为在家受宠，所以叛逆，离家出走来到了北京，也像模像样地过穷日子，当流浪歌手，他在另外一个地下通道里唱歌，追他的女孩可多了，都是你们北京女孩，他爱跟女孩搭话，也会讨好女孩，别看长得一般，他是这群人里最受女孩欢迎的。”不一会，小彬就走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他确实很招人疼爱。有一个女孩从天桥另一端走过来，大声高喊小彬的名字，打断了唱歌的声音。这个女孩微微有点胖，短发，笑起来有酒窝，她穿过人群走过来。他们说那是小彬现在的女朋友。她蹲下来的时候，牛仔裤的上沿露着股沟。这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这简直是我第一次和这样的女孩牵连在同一个群体里，我虽然能感觉到开放的女孩“辣眼睛”，另一方面又羡慕那种“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好啦，她是接小彬“收工”的，到点儿了，我们也都一起收工，各自回家了。
整整一个寒假，我都用各种借口搪塞我妈，下午溜出去在天桥上和流浪歌手们碰面，那一个月里，我才知道，流浪歌手是一个群体，他们分头在不同的地下通道，或者地铁里唱歌，像西单天桥这样的全封闭天桥是唯一的。别的流浪歌手也会突然造访西单天桥，就跟串门一样。
我认识的这些人是北京的第三代流浪歌手，第一代歌手已经都洗手不干了，现在混出头的，最有名的一个叫尹吾，我在马可波罗饭店二层的大世界音像买到了他的专辑《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由“新蜂”唱片出版，后来他又为国产的网游写过主题曲《繁殖吧生命短促啊》，再后来，我在高晓松写的《青春无悔》那张专辑里，在几首歌的伴唱里找到了他的名字。我的朋友都说并不认识他，但他是元老，算得上神级人物，因为他最终混进了唱片签约的队伍里。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尹吾了不起，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奋斗的标杆吧。
第二代流浪歌手里面最著名的叫黄山，他的老家就在黄山，出来唱歌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我印象中，黄山拎着吉他来过一次西单天桥，打了个招呼抽了一根烟就走了。我感觉就像大人物造访一样，一天心情都很欢快。当时我买了一张黄山自己录制的专辑，真的好厉害，自己有专辑了，里面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也就是说，黄山是北京流浪歌手里面的一个明星。刘宁指着这张专辑说“我正在攒钱，想录一张专辑。”我问他“那你有自己的歌了吗？”他说“有几首了，正在写。”我高兴极了，那太好了，他这是朝着流浪歌手里的明星在前进。
还有一个朋友，叫古今。他来天桥好几回了，我觉得他有趣，他自己录的专辑是彩色印刷的，封面上他半张着嘴，端着一盘豆腐，专辑的名字就叫《一盘豆腐》，到现在我都记得有一首歌是“淅沥沥的小雨就这么的下，下了整整三天半”。我当时并不是特别喜欢古今的专辑，有点软，像是校园民谣的小调。
有一天还来了一个老前辈，叫张可飘，也是又长又直的头发，油乎乎地扎成一个马尾，不像流浪歌手，倒是像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他的专辑封面上有个手写的“兽”字，他坐下来，客串唱了一首歌，感觉挺像那个“兽”字，很粗暴也没什么旋律。
刘宁告诉我，在天桥上唱歌，就要唱《灰姑娘》，所以我跟他们一起最早学会弹唱的就是《灰姑娘》。刘宁还说，任贤齐、赵传什么的最好卖，给钱的人多，但是他们又不喜欢唱，许巍的歌算是折中曲目，最好听的莫过于《故乡》。
25岁我真正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困扰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故乡感。其实到了现在，我已经32岁了，还是没有故乡感。前不久听我爸说，爷爷的院子要卖掉，我忽然眼泪就掉了，心慌，感觉再也不愿意去西单那个地方了，就像是你的家族徽章又一次没有了，而且是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尹吾专辑封面。
黄山的专辑封面。
古今的专辑封面。
张可飘的专辑内页。
三
刘宁开始省吃俭用，他说他一天只吃一个馅饼。他给我讲过他老家的海鲜馅饺子多么好吃，他知道有个地方做得很地道，他如果带着我们去吃，一共可以花几块钱。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白痴，因为我有一个贤妻良母的妈妈，我几乎就没在外面饭馆吃过几顿饭，更别提去吃饺子或者其他的东西。
那天，我和我的发小决定在不上课的日子里，光顾我们的流浪歌手的朋友家。我的发小也住在西单附近，有时候也会来天桥上找我玩，她是一个学霸，但是非常好玩的那种学霸，谈恋爱比我们都早，化妆也比我们早，总之韩国城的每个摊位她都很熟悉。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是不是树村。我和我的发小去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去了刘宁和李小平住的地方。说真的，我一进门就哭了，我也想象过穷困的人，但等我亲眼见到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刘宁的房间打开门，三分之二都是床，还剩下一个抽屉坏掉的斗柜，李小平的房间有一个硬板铁管单人床，墙壁上贴着两张白纸拼起来的一副字，上面写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全文。
我用他们院子里一个小煤气炉做了一顿晚饭，当然是十分简陋的晚饭。然后我在刘宁住处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墙壁上糊满报纸，随便哪里都可以下笔。
是的，我当时已经开始写诗了。我住在四合院里，半夜开着门，外面漆黑一团，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听着Tom waits和Nick Cave，写一篇篇的文章，从一些情绪纪实，发展到一篇篇短篇小说，后来再到一首首诗，偶尔还会给自己配一点画儿。我的睡眠时间是上午前四节课，我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好运，连续遇到了三位语文老师都格外照顾我，她们一开始对我非常生气，后来逐渐建立信任，她们可以每天阅读到我头一天晚上写的东西，然后像写信交流一样，给我写下一些感受，再在上课前若无其事地还给我，并且对我在课堂上的蒙头大睡表示不以为然。她们逐渐不再以教学标准要求我，甚至向我借阅一些书籍，这给了我巨大的自由空间去尝试写作。
那次在刘宁送我们去车站回家的路上，我指了指远处一个小区的房子问，“你会不会看到这样的灯火，也会希望自己能停下来，过日子？”我当时肯定是因为天黑伤感，才问了这么一个傻逼问题，没想到刘宁说：“会。”
一周之后的周末，在天桥上，我们如期聚会，刘宁拿了一张专辑给我，封面是黑白的照片印刷，他说苦恼了很久的最后一首歌终于写了，然后就进录音棚录了，那首歌是写给我的。
为录这样一张专辑，刘宁只能保持每天只吃一个馅饼。于是，我也每天只吃一个馅饼。刘宁和李小平的房间都是木板床，没有取暖设备，于是我也撤掉床上的所有被褥，关掉通向我这屋的土暖气，只盖着一床薄被。
每天夜里的写作和阅读，让我悲伤极了，有一度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心脏，因为它总是突然间每分钟就跳到140下。也有一度，我连续做噩梦，连续了三个月之久，一天都没有停过，大哭着醒来，然后被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带到学校里，继续趴在桌子上睡，甚至有好几次我都认为，在课桌上睡更踏实。
我们家的位置是可以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的，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整点报时，先是半分钟的《东方红》配乐，接下来就是敲钟。我们家还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奏国歌，国旗升起的时间点每天都不一样，是随着太阳升起设定的时间。国歌响起的一瞬间，准有一声鸟叫。
有一次，我因为不想睡觉，而早早出门打算走到学校去。西单购物中心的广场格外冷清干净，雾蒙蒙的，没有半个人影，所有的张佑赫和安七炫都不在那儿。我穿着牛仔夹克，插着裤子口袋走着。有一辆自行车从我旁边穿过去，车上的人回手拍了我的胸脯，我原地定在那里看着他，他一边骑远，一边回身望着我，一脸诡异的笑。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摸胸的流氓，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可能是因为牛仔夹克太厚，也可能是苦行的人穿行在噩梦里不惧怕这些。
整整一个月，我饱受饥饿和寒冷，是真的饿和真的冷，我感觉到，我离我的朋友们越来越近了，我就是他们了。那些夜晚，我蜷缩在床上读《灿烂涅槃》。我妈妈当时可能也挺担心的，虽然她夸奖我把院里的核桃树干用油画颜料涂得五颜六色。当我哭着醒来，她认为是祖宅里上演过的故事留下的气氛给我造成了压力，她开始催促我爸搬家。
一个月之后，我突然决定吃一顿饱饭，我想起刘宁说的那句“会”。他们希望越过越好，我也应该越过越好，而不是这样体验穷苦。我们是一类人，尽管现状或起点并不一样，但我们是一类人的这种直觉使我穿过张佑赫们，坐在了流浪歌手的身旁，我想可能就是那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吧。
四
长此以往，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起色。倒是我写东西的本子越来越厚，我在半夜里录下的FM97.4张有待的节目磁带，覆盖了我几乎所有的英语磁带，第二天，我再按照《通俗歌曲》杂志上的信息，一一对照有待的节目，标记出播放了哪些歌曲。我的书柜日渐丰满，CD架子也塞得满满当当。满屋子贴着我画的画儿，只有颜色没有什么轮廓。
我节约了每个月150块钱的饭费，全部花在了买碟和买书上，新街口离学校不远，打口碟没落，黄标碟兴起，国内小厂牌的碟在大世界音像店全部买得到，王凡或者苍蝇乐队，都是那时候纳入我的收藏柜里的。而当时我最最喜欢的是张楚。
北京当时不流行念艺术学校，艺校的学生都是因为学习太差被学校劝退，一技之长也被看作是差等生的标志。在高二，我们会经历会考，也就是各门科目的结业考试，一共八门课，通过四门以上，才有机会念高三，参加高考。而当时我的成绩很差，老师们因为对我的特殊关照而无法管教我，我被劝退的可能性极大。由于我在学校也不属于坏学生，老师也不愿意请我家长，老师总是很悲怜和喜爱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时候就哭，说是我能触及到她们情感深处的一些东西，我妈其实挺不屑这些的，所以她不知道我的成绩其实已在悬崖边儿上。
我和我的流浪歌手朋友们说了这个让我焦虑的事情，虽说焦虑，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焦虑，只是觉得我学习很差这事将尽人皆知，而感觉到危险。李小平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你怕什么，我们正计划南下！”刘宁也点点头：“你要真是考完试会被劝退，你跟我们走吧。”
好激动呀，我即将离家出走！
有一刻，那种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就像是我能修好的电源线短路（我确实很喜欢修理各种电路）。别说现在回想了，就连当时，我都觉得那只是一场内心戏。
我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唯一一次夺门而去，是跑到学校找我的语文老师，她带我去了图书大厦，带我读了两个小时的丰子恺，然后买了一双班尼路的袜子，送我回家。我妈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两个小时，才肯让我进屋。
当然，我的会考成绩通过了六门，而且根本没有四门不通过即劝退的说法。我会顺利地参加补考，即使两次补考仍未通过，我只能拿到高中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我也能参加高考继续念大学。
但这接下来的一年，格外漫长。
刘宁专辑内页。
刘宁专辑的歌词。
五
2002年，我17岁。
刘宁的新专辑花费了他积攒一年的辛苦钱，也没有任何好消息，20块钱一张的专辑销售量也不多。具体说起来，就是有一张专辑在琴套上摆着，显得多了一分资历，第三代流浪歌手也都混成老江湖了。李小平还和他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女朋友谈着恋爱，而且同居了，偶尔会接到一些剧组的活儿，挣一点零花钱，他倒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音乐梦想，只是很开心地举起装着白开水的罐头瓶，喝之前指着瓶子打趣说：“这是我。”
又一年冬天到来，那是天桥上最难熬的季节。周末来临，我从购物中心旁边的小路拐过来抬头看，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那几个位置固定的人影。我又转身走回去。
连续两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出现在天桥上。直到过完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刘宁，他说：“下午过来天桥吧，我们回来了，在那里聚会。”也挺奇怪的，我当时也没有手机，我是怎样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呢？
下午我如约去了天桥，他们一行七八个人站在天桥上，没有一个人背着琴，没人打算弹琴唱歌。他们都捂着羽绒服，戴着毛线帽子。我冲过去，一一扯掉他们的帽子，嘴里喊着：“还装逼戴上了帽子。”而一边扯帽子，我的嗓音就开始颤抖，他们也都站着不说话，任我扯。最后一个帽子被扯掉之后，我蹲在地上哭了。
一个个光着的脑袋，头发被剪短了，几乎像寸头一样的短。
事实是，他们集体被骗去广东的一个地方做非法传销。最近这半年，已有很多流浪歌手消失不见了，由于大家都是各自为政，偶尔串门，所以也没人留意。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广州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销这种组织和现在的也完全不一样。一旦进入传销组织，会被没收随身物品，当然包括吉他和长发。他们完全禁闭，采用一个人盯着一个人的制度，不准逃跑，不准报警，也不准打电话，组织会给他们上课洗脑，逼他们卖一万三千元一身的西装给别人，并且要求他们联络朋友到广州来入会。就这样，他们一个带一个地进入了这个传销组织，如果要脱身，只能上缴一万三千元赎身。
家境优越的小彬已经几年不和家里联系了，这次他不得已给家里打去电话，叫他妈妈拿着一万三千块钱来帮他赎身。李小平的女朋友从北京坐了三天的火车去了广东，找到了李小平，用自己的学费给李小平赎了身。而刘宁趁着看守不注意给外面打了一个电话，接应他逃跑。
北京真的是太小了。真的。我从来不知道我能走到的边界在哪里。那时候说起留学新西兰并不遥远，反倒是广东省的非法传销组织，显得那么那么远，漆黑，而且无能为力。
当时我刚刚考完地理会考，我在我墙上巨大的中国地图上，把广东省整个涂黑了。
刘宁拍拍正在哭着的我，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拿出一盘磁带来说“给，我只带回了这个。”那是张楚的第一张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
六
树村拆迁，北京地铁的13号线最北端通到了霍营，如果你乘坐2号线到达东直门，你拿着2号线的车票给13号线的售票处看，你就能买到一张2块钱的车票去往霍营，而不是3块钱。我当时就不知道这一点，于是又买了一张3块钱的车票，坐着在地上奔跑的轻轨去了霍营。
刘宁搬到了霍营，还有小彬，我去看他们。当时刘宁听说电脑可以做音乐，他决定攒钱买一部电脑。他说一千多块钱就可以买一部二手电脑，不干别的只是做做音乐，应该够了。他们又开始不吃不喝地攒钱。这次我去霍营，就是去看他们的新电脑。
霍营正儿八经是个村子，而不像是城乡结合部了，刘宁带着我在村子里遛，我心里上下打鼓，我从来没背着我妈跑到过这么远的地方来。刘宁指指一排农民房，说：“这是病蛹的排练室。”我问他“为什么窗子上挂着棉被？”刘宁告诉我：“隔音。”
刘宁带我到了一个朋友那里，他说是他新认识的朋友，有点神经质，但是很有意思，名字叫老张。老张房间里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脏乎乎的都是土，有点波西米亚的感觉，大家都席地而坐。老张特别热情，开始跟我聊起音乐，问我爱听什么。我说我就是不爱听电子，于是老张翻出来一张碟，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张封面，乐队的名字中间是两个“o”，正好是做成了一个眼镜的样子。老张说：“这他妈是我最喜欢的电子，太迷幻了！”确实特别好听，跟我之前听的Moby不一样，然后老张问我平时做什么，刘宁很骄傲的说：“她写诗，写小说。”我朝老张笑了笑，老张忽然停下来盯着我说：“你的眼睛真他妈亮呀！”这句话我一个字儿都没有省略，因为那天老张说了无数次。
晚饭吃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刘宁请客，然后就去了他的房间里看他的新电脑。小彬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张VCD往主机里面塞，刘宁耸耸肩膀说：“我们最近都用它看电影，村口有个租电影的，还是挺便宜的。”当然是港台片，我们坐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一起看，后来越聚人越多，人们进来打招呼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都是到点儿来这里看港台片儿的乐手。至于买电脑来做音乐这茬，刘宁说：“根本做不了。”
老张的乐队叫香水。
七
2003年，我18岁。
西城区作为北京市政府第一批救助站的试点机构成立了，我妈妈正式从民政局调派到救助站成为员工。那时我们已经搬离了西单四合院，住进了德胜门地区的新家。高考刚刚结束，也就是“非典”刚刚结束。我的成绩真的太差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录取我。我每天都睡到中午，并在下午准时到西城区救助站报到。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员工。
我遇见过一个被硫酸烧没了眼睑的男人，他没有胳膊，是我之前每次去西单天桥都会遇到的乞讨者。令人震惊的是，十年之后，我又在某个热闹的路口遇见了他，我能认出他，这世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的脸被硫酸烧成那样。
救助站的故事很多很多。我曾经劝说一个离家出走的15岁男孩回家，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钱再负担他念书。而傻逼的我劝说理由竟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候我才刚刚有了电脑，只会用电脑上一些诗歌论坛，比如诗江湖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
虽然我仍旧保持每个周末去一趟西单天桥的习惯，但毕竟高考加上非典，年轻的时光比我预想的要压抑很多。
一个中午，我妈妈往家里打电话把我叫醒，让我赶紧来救助站一趟，因为来了一个歌手，背着吉他唱歌，我妈说：“我们听不懂，但你肯定喜欢。”
我的确喜欢。他用蹩脚的汉语说了老半天，我才知道他叫阿蒙。我见到他时，他正站在楼道里弹着吉他大声唱歌，引来了周围几个科室的阿姨驻足围观。阿蒙说他是蒙古的歌星，被人邀请到山东演出，到了山东才发现只是一个酒吧，演出费一场50块钱，他认为他被骗了，于是一路来到北京，过程中丢掉了背包，身份证件全都不见了，所以才来救助站求助。他反复地说“在蒙古，我可是一个歌星啊！”
我后来说不清楚这事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时，见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乞讨者，我一点也没怀疑他。阿蒙长着一张蒙古脸，又长又卷的头发，我还留意到他的琴头是断了之后被胶水粘合过的。我以前听的都是流浪歌手们照着歌本唱《灰姑娘》，就算他们写的歌，也都是各种朗朗上口的旋律，我从没见过一个真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唱歌，而且非常开心。
我给刘宁打了电话。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并不是他们去天桥唱歌的日子。我带着阿蒙去西单天桥，刘宁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刘宁告诉阿蒙可以在这里唱歌。阿蒙摆摆手说：“我在蒙古是一个歌星！”刘宁无奈，自己拿起了琴，把琴套摆在前方，并朝里面扔了张紫色的五块钱，坐下来开始唱歌。阿蒙听得开心，也抱起了琴高声唱。我们离开的时候，阿蒙一直都背对着天桥的过道唱歌，直到黄昏，一个路过的行人都没有，整个天桥密闭的空间里，都是阿蒙的歌声。
我叫阿蒙来天桥，是因为，我想告诉他，回去山东你也还是回不了蒙古，如果你想唱歌，天桥是一个好地方。
在救助站紧急救助时，我的笔录。
八
天桥是一个好地方，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又复读了一年，然后辗转去了大兴念大学，流浪歌手朋友们各奔东西，已渐渐没了联系。青春期的两年，比我人生的任何时期都要长，我现在仍坚信这一点，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现在我成年了，我如愿成了不让自己省心的孩子。
大学校园非常适合我，就是那种逐渐朝着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芒靠近的感觉，我不用在西单电报大楼敲响黄昏六点钟的钟声时，准时出现在我妈妈的面前了，我不用一天接9个我爸爸的电话，以便他确认我手机没有丢。我确实更加自由，我可以抽烟了，也可以喝酒了，我继续写诗，并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同类。我已渐渐忘了我还写过一本书。
高考那一年，我把我过去写过的东西重新抄写在A4纸上，结集成了一本书，我当时用的笔名叫“原委”，呵呵现在看起来这两个字都很陌生了。当时每节课的课堂上，我都在抄写和整理这本书，那可是高考呀，我真是不太懂事。
我管我妈借了100块钱，找了一个小复印店印了十本，拿到西单与音乐厅之间的地下通道里出售。那天是圣诞节，外面下了雪，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蹲坐在地下通道里不知所措，终于勇敢地开口叫卖了。可能音乐厅正巧一场音乐会散场，蜂拥的人群把我们围堵在中间，也有人拿我跟韩寒做比对，或者跟春树做比对，我记得我只报以一笑，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可能是一个仪式吧，告别西单和流浪者卖艺的仪式。
我们那天用卖书的钱买了许巍刚刚出的新专辑。还了我妈借我的100块钱之后，我冻得要死，钻进被窝，耳畔回响的是笛子声。地下通道里，我们不远处跪着一个残疾的男人在吹笛子。我卖书的全程中，笛子声没有断过，那种奇妙的混响，就好像侵泡在游泳池里面一样。
大学有大学的生活，我根本想不起来跟新朋友讲我的过去，我可能都没有再提起过流浪歌手这回事儿。那是一所很小的学校，我很快被校领导找到，任命我创立校刊并任主编，当时也有男生听说我听摇滚乐，而堵在女生宿舍楼道口，跟我攀谈音乐。
宿舍群居的时光让我并不自在，总是在半夜，我读我那些奇奇怪怪的书而不是郭敬明，我听奇奇怪怪的音乐，但我也学会了唱张韶涵。电话终于在某一天熄灯后打来了。
是刘宁。
我上大学前，刘宁回了一趟老家，结束了自己名为出走的时光。又回到北京后，刘宁与李小平等人迅速投入可以糊口的生活，算起来，那是2005年，刘宁27岁，他们靠着李小平在剧组积累下来的关系，打起了短工。
我问：“那么，感觉怎么样？”刘宁说：“你还记得小彬吗？那么骄傲的一个人，陈慧琳来北京拍MV，影棚里的背景布是白色的，陈慧琳的高跟鞋踩在上面有脚印，导演一喊停，小彬第一个冲过去，跪在地上，手里拿着抹布，搬起陈慧琳的脚，给她擦鞋底。”
刘宁问我说：“你还记得那个蒙古的阿蒙么？”我说：“当然记得。”刘宁说：“前不久我坐公交车的时候看见他了，就在西单，跟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在一起，靠着垃圾桶在睡觉，旁边还有酒瓶子什么的，唯独没有吉他了，衣服又脏又破，跟捡垃圾的人没什么差别了。”我呆呆地说不出话来，我其实早就把阿蒙给忘了，我以为我帮了他。刘宁接着说：“有时候帮一个人跟害一个人，你自己也分不清楚对吧。”我只好说：“对。”
我问刘宁：“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跟你们去南方。”刘宁说：“我其实也知道。”我又问：“你们现在还敢带我走吗？”刘宁说：“不敢，”接着又说“好好念大学吧。”
我们就这么断了联系。小彬跪在地上给陈慧琳擦鞋底的动作仿佛就像我亲身经历的一样清晰，我感觉我站在旁边都要冲过去拉住他了。可我为什么不想让他去做这件事呢？
西单的天桥。
九
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25岁时离开北京去了云南，26岁时移居到了杭州。我没有故乡感，可能因为童年时搬过太多次家了，而没法产生归属。
西单的小院不一样，它包含着我的家族的过往，甚至可以说它证明了我姓袁。
我爷爷当年用11根金条买了西单这座四合院，那时候爷爷凭借着图形记忆法记忆英文，经营起东安市场里面的外文书店，成了资本家。后来经历了三反五反，又经历了文化局派人进驻到四合院里进行监视，两进两出的四合院搞成了大杂院。爷爷被送去山西劳改，听说每次回来探亲，奶奶就要多生下一个孩子。直到爷爷80岁，全家老小带着爷爷去文化局平反，也真是倒霉，我家院门正对着文化局的后门儿，爷爷当时被文化局的人从楼上推了下来，摔断了胳膊。我小时候养的猫跑丢进文化局，没再回来，我就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文化局的人肯定没有好心眼喂猫。总之爷爷晚年时候还是平反了，文化局派来的人已经住了几十年，都住成了有感情的老街坊，还有跟我一块儿长大的小朋友，那会儿还是含泪挥手告别。他们都搬走了，一个动荡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家恢复了对小院的统治权，就好像这个家族又夺回了家族徽章。
西单就跟上海滩一样，起起伏伏好多故事。
我念高一的时候，我们学校新一批初一的孩子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说话的声音就好像是沙哑的铁器铃铛那么迷人。初三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在学校里念书了。之前，她还把我当作学姐里比较需要尊重的一个，见到我会温柔又调皮地问好。当我到了高三，灰头土脸地埋着自己一肚子的故事和经历，不再在学校里招摇时，这个女孩又蹲在学校的门口。她跑过来找我借10块钱，我甚至都没什么心情跟她打趣，直接给了她钱就要走，她看着我仍旧用她沙哑的铃铛声音问：“姐，你怎么都变成这样儿了。”
后来这个女孩跟了西单的老大，19岁的时候生了老大的孩子，但那一年老大因为犯了大事儿进去了，被判了好多年。关于这个女孩的事儿，我也只是听了这么多。
作为成年人，我爱听的乐队，也没有向外扩展超过10个，我天生没什么节奏感，怪不得刘宁教我一个和弦要用一下午，我的吉他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当我刚刚搬进又一个新家，蹲坐在这一堆堆的蓝色编织袋中间，回忆往事，那一张张印刷潦草，设计简陋的CD，刻录了青春期最漫长的几年时光。 我一直都在写诗，并且出版了三本诗集，我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优秀的地方，我已经搬到杭州好多年了，我可能以后还会——我并没有预想过，一个刚刚过了三十岁的人，竟然有这么多可以回顾的过去。
路过天桥的时候，我往往还会抬头看一看人影，后来再习惯性抬头看，都忘了自己在看什么了。有次偶然路过我卖过书的地下通道，有一个男孩戴着眼镜在弹琴唱歌，吉他声噼里啪啦。我鬼使神差地站到了他面前，他唱歌的声音更加抖动，然后他停下来，看着我。过了半天我才从我的回忆里醒过来，跟他说：“你调一调弦吧。”他真的开始调弦，按住七品，明显两根弦都不在一个调儿上。我说：“调弦用五品。”他迅速找到了五品，然后说叹了口气说：“啊，这样对了。”
所有的安七炫和张佑赫都蒸发了。西单地区成功沦为过时的游客聚集地。
十
2010年，我25岁。我辞了工作，闲来无事在朋友的饭馆里面帮忙，忽然，有个人认出了我来，并问我是不是认识刘宁。
这个人约到了刘宁。刘宁和李小平一起来到了朋友的饭馆里。我莫名其妙打了一条领带，言谈中我听出来，他们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出了柜的拉拉。李小平和他那时的女朋友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而且还离婚了。刘宁也在跟一个女孩谈恋爱，生活安定下来了。我问刘宁：“还做音乐吗？”刘宁说：“我给杂志拍拍照片，业余时间组了一个乐队，前不久第一次演，我第一次上台演。”我说：“祝贺你，真好。”
后来就真的再也没联系了，翻看着那些他们当年录过的CD，传说中“流浪歌手”这个浪漫的情节，大体上就是这样一部过往。
“嘿，朋友，你的弦调错了。”
—— 完 ——
袁玮：诗人、占星师，从事职业写作，绘画创作。
文中人物，刘宁为化名。所有图片都由袁玮提供。她也是题图版画的作者。
本月轮值主编是谢丁，有事请联系他：xieding@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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