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正午故事】获得年度新声奖。正如它的颁奖词中所说：“传统媒体遭遇危机之时，正午横空出世。一群致力于非虚构写作的手艺人，在新媒体环境中获得新生。他们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进入当下中国的故事现场，打捞都市传奇，发掘边缘文化，联结学术思想，赢得了同行与读者的广泛尊重与共鸣，成为传媒业最重要的深度内容创作团队。时代的好与坏终究只是背景，对于真正的创作者而言，自有其哪吒不死的精神。”
《正午故事》的主笔郭玉洁因国际记者交流计划远赴柏林，她给单读寄来了发生在柏林的故事碎片：在柏林墙下回顾城市历史，以真实的笔触直面生活的不同方面。这篇文章也收录在她的新书《众声》里，这是郭玉洁在媒体从业多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记录了来自人生现场的如实观察。她辗转四座城市，与十位名人对话，追忆数段往事，并去理解每个人的生命选择。不同的声音汇聚，就是一个时代。
柏林断章
郭玉洁
- 这是什么？
- 这是一个苹果。
- 这是一个香蕉吗？
- 不，这不是一个香蕉。这是一个苹果。
这是我们在德语课学的句子之一。进入一门新的语言，似乎要先进入智力上的幼稚状态，重历一种文明的萌生与成长。神经质地确认一种水果，反复地诵读数字，每个词都要分阴性与阳性，可是为什么沙拉是男的披萨是女的？老师一摊手，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习惯形成，只要记住就好了。
老师叫 Axel ，来自斯图加特，瘦长，秃顶，微微驼背，行动轻缓，常常浮现一抹诡异的微笑。从白纸教起，就要有原初的表达能力——图画与戏剧。Axel 每天都带来很多卡片，让我们把图画和单词对应。我们常常看着图画大笑，这种稚拙笔法，是属于幼儿园小孩的。我问： Axel ，这是你画的？他说：对啊，这是我的艺术作品。我们大笑。他说，不要笑，我办过展览的。
今天听录音，一对老头老太太去超市买菜。称完了土豆、胡萝卜、香蕉，称蘑菇。224 克，好吗？太多了，拿掉一个，再拿掉一个，198 克，这样好吗？这样很好。
Axel 一边写下“结婚”这个词，一边指着图画里的老头老太说，他们结婚了，他们不孤单了，结婚很好。我说：不，结婚不好。Axel 瞪大眼睛：结婚不好？我说：是的。Axel 走到我前面：为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表达，只好说：因为买菜要花太长的时间。Axel 说：哦，不过一旦决定了就好了。
Axel 两年半之前在玻利维亚结婚。看样子他觉得结婚很好，可是结婚这个单词太复杂，怎么也记不住。于是他现填了《结婚进行曲》，教我们唱，大意就是，结婚啊，结婚啊，结婚真好。结婚啊，结婚啊，结婚后在床上就不孤单了。我用中文对同学说，现在是开始耍流氓了吗？可是童男子 J 天真地问 Axel ：为什么结婚了在床上就不孤单了？
我们在德国待两个月时间，组织者 Martina 安排了两个礼拜学德语，她说，不期待你们学到什么程度，但是希望你们感受一下德语。我对学习外语都没什么热情，因为没有耐心跨越过背单词记语法的童稚阶段，貌似保持对中文的忠诚，其实为懒惰。
有趣的人往往都是自己文化的叛徒，我常常这样觉得。单一的视角是可厌的，从来不觉得天真是一种美德。
老师让我们用表情图画讲故事。想家的男孩抢走了所有悲伤的图画，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眼泪滂沱的情境。我只好用剩下的的图创作了本人的第一个德语故事：我工作。我听故事。我写下来。我很开心。我睡了。
讲完之后，为这个无聊的故事惊喜了一下：简单的言辞有另外一种力量。今天，Axel 带了一张叫做《 December 》的钢琴独奏 CD 来上课。打开音乐，他让我们朗读课本中的一封信。我几乎流泪。译文如下：
亲爱的 Sara：
你不在这里。我很难过。
我弹琴。我工作。我写作。我等待。
你什么时候来？
你难过吗？你快乐吗？
你在做什么？
你在哭吗？你在笑吗？
你在工作吗？你在听音乐吗？
你在等待吗？
你住在汉堡。我住在柏林。
我很孤独。你很孤独。
但是这很快会过去。
我做梦了。梦见未来：
你住在汉堡。我也在汉堡。
或者：我住在柏林，你也在柏林。
你和我。我和你。
我很快乐。你很快乐。
我寄了花给你。
你会很快来吗？
我爱你。
Jan
Axel 真的是艺术家！
昨天下课时，我问：Axel，你为什么做老师？他说：我为什么做老师？因为我喜欢做老师啊。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我开始搜肠刮肚组织语言。上个礼拜情形很糟，两个中国学生，一个不停打喷嚏，眼皮耷拉，一个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清楚在干嘛。常常 Axel 抛出一个问题，半天无人回应。我勉强睁眼，脑子一片浆糊。看他坐在那里，浮现不易察觉的微笑，似乎对我们讥讽又无奈。我从难堪、抱歉转为好奇， Axel 这么有趣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要每天五个小时对着不专心的笨学生？
肠子刮干了，还是没讲出什么，我张口结舌。像上课的惯常情形一样，Axel 没让这尴尬的空白持续下去，他带着终结对话的认真说：当然很复杂。Axel 大学时读艺术，可是做艺术家太穷，没办法养活自己，所以他开始做老师，“做老师对我来说非常简单，又能赚钱。”同时他导演话剧，写音乐，写文章。在维也纳，在玻利维亚，在美国。这两年回到柏林，Axel 没有再做艺术了，“柏林艺术家太多了，更不可能靠艺术赚到钱。可是我已经 48 岁了，我不想再那样了，辛苦做一个项目，一分钱都没有。”他开始收拾课本，笑容浮上来，恶狠狠地说：“所以我恨当老师，我完全是为了钱！”然后眨一眨眼睛，像是说：你满意了吧？
德语课让我想起中学时的自己。那时候我是一些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也是其他老师最讨厌的学生，没有中间状态。对喜欢的老师，我全情投入，用力看着老师，全程做高速的脑力运转，和老师互动如入无人之境。对不喜欢的老师，既不能像大学一样逃课，我就看闲书，聊天，传纸条，听音乐，在课堂上烤东西吃，有时候，我提问题、打岔，刁难老师，有一次，老师实在讲不下去，问我：你在跟我说相声吗？
后来我讨厌极了上课这件事，因为好老师难找。大多数人站在讲台上说废话，你还得记在笔记上，因为要考试。大学毕业以后，我以为自己不会再考试，不会再上课了。呼。
今天德语课程全部结束，Axel 很认真地道别。我发现他头顶虽秃，金色眉毛却长得快要遮住蓝色眼睛。他说，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写一些关于德国的文章，可是不要只写好的，德国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你们只要写真实的东西就好了。我想，Axel 是个好老师，而我，至少在这个礼拜，也是一个好学生！
再见，Axel。
收到 Martina 的信：Yujie ，我要介绍 Maya 给你认识，她去过两次中国，马上要去台湾，最重要的是，她做的巧克力蛋糕是柏林有名的！Maya 回信说：我们约什么时候都行，来我家也行，去外面也行，我刚从中亚回来，那儿比中国人还随性，所以，你什么时候想来，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这让我稍微想念了一下在中国的日子。通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干嘛，被放鸽子是常事，当然，有时候也放别人的鸽子。有次和朋友们约吃饭，我在餐厅坐了一个小时，第二个人才出现。可是“随性”也意味着半夜可以拉一个朋友出来喝酒，或者约定一个明天的采访，这个采访很可能远远超出约定的时间，只是因为大家聊得很开心。在德国，没错，Maya 说，即使是好朋友打电话：我们好久没见了，哪天一起聊聊吧，对方会说，好啊，我看看……三个礼拜以后有空。“他们不是真的没时间，就是不习惯那样。”
Maya 的脸圆圆的，高，胖，穿着黑色长裙，走路以肚脐为中心，左摇右晃，是个神气的女人。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脸上金色的绒毛随风飘摇。据说柏林天气比往年暖了很多，但六月还是如此清凉。坐在她家的阳台上，我毫不客气地喝酒吃蛋糕，很快把自己搞得晕乎起来。
Maya 来自莱比锡（ Leipzig ）的一个小镇，属于东德，紧邻西德。1945年，东、西德划界的时候，镇上很多年轻人跑去西德。妈妈的哥哥和姐姐也离开了。外婆对当时还不到 20 岁的妈妈说，如果你也走了，我就上吊。当时妈妈有一个男朋友，男孩也去了西德。有一天他回来问妈妈，跟我走好吗？妈妈说，不行。男孩在疆界另一边，每个礼拜都爬到一座山上，向这边的妈妈挥手。这样持续了十年。十年后，男孩撑不下去，结婚了。妈妈也结婚了，有了Maya 。但是，Maya 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婚姻。
1990 年，两德统一之后。当时的男孩已经变成老头，他回到莱比锡找到妈妈。两个人都已离婚，可以重新开始了。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两个人都已经改变很多，想法、观念、经历都不一样，终究写不成童话。
我问，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Maya说，在东德，通常女人都要工作，都觉得男女是平等的，但是西德人还是认为，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的样子，待在家里做家务。这种性别观念，Maya 觉得是最主要的错位。
两德统一前，莱比锡是东德最重要的抗议中心。1980 年代的东德，已经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封闭、压抑。Maya 和朋友们在家里组织半地下的音乐会，文化沙龙非常活跃，政治也在松动，“那时候真的很酷。”
Maya 带我到一片工地，那里曾经是国王的城堡，柏林的政治中心，二战时城堡被炸掉了一半，东德政府索性拆掉，盖了工人文化宫，那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建筑，可以开会，可以演出，方正，恢弘，但很无聊。1990 年代之后，这里失去了政治功能，变成了艺术展览空间。紧接着，统一之后的德国政府说要恢复古老德国的荣耀，于是把文化宫拆了重建城堡。Maya 说，“他们就想把东德的象征物拆掉，证明西德一切都是对的，问题是，又没有国王，你修个城堡干嘛？”更讽刺的是，因为没钱，工程也停了。
东德人没有办法接受统一，那不是统一，是吞并。在德累斯顿，当地报纸的政治版主编 Peter 说，共产党政府垮台了我们很高兴，我们想靠自己重新建设这个国家，就像其他的东欧兄弟们一样，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但是没想到，西德人来了，就好像来了个老大哥，拍拍肩膀，然后把你买下来了。
当时东德政府负债很重，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共产主义体系中的经济交换也垮台了，西德慷慨地扛下经济危机，以一比一兑换东西马克（当时黑市是 6、7 比 1 ），东德人发疯一样买此前根本不可能拥有的奢侈品，商店都空了，资本主义就这样来了。
尊严失落了。我常常在人们的脸上辨认，他们来自东边，还是西边。西德人很自信，用 Wieland 的话说，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东德人脸上总有迷惘和忧伤。
他们是在怀念社会主义时代吗？还是痛切自己的历史、生命被抹去了？在魏玛，包豪斯的学生 Alex 说，“我去过北京，觉得好亲切，那些社会主义建筑，大楼，纪念碑，德国很多人想拆掉这样的建筑，觉得太难看，而且是威权的象征，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历史啊，干嘛要拆掉，然后修一些假古典建筑？”
我想，这些哀婉社会主义历史的人，也许曾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异议者，像我今天一样，因为体制的黑暗充满愤怒而否定一切，可是如果有一天变化到来，我会怎么看今天？我今天，又怎么看我的父母？或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期待后事之明，也许应该学会和历史共处。
Maya 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不拘一格。2008 年，她作为 IJP [1] 的伙伴去中国，正遇到四川地震，很多人去灾区收养地震孤儿。同行的德国记者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德国右翼报纸上，文章说，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很多家庭没有儿子，所以他们去灾区只是想要个儿子。Maya 说，天哪，我真不能相信她写出这样的文章，太丢人了！她根本不去了解中国，每天只想待在房间里和男朋友讲电话，采访了一次就写出这样的稿子，太丢人了！
在那一次的旅行，Maya 结交了一个中国朋友，一起跑到江西乡下，玩得很开心。但还是忍不住说，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很无聊，他们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点头同意，没错，基本上就是赚钱。当然，她说，德国也有很多无聊的人。比如说，她的一个好朋友是 gay ，“他成天都在发愁，因为好像 gay 得有 gay 的样子，要常去健身，身材要好，得喜欢 Madonna ，要不然就好像就格格不入，可是有一天，这个男人突然爱上了一个黑女人，他吓坏了，怎么跟身边的人解释？她虽然很美，但似乎不符合标准意义的美。他纠结死了。”
而她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个异性恋的女人，在男同志组织工作，帮助他们，也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一天，这个女人和男人结婚了，结果所有这些同志都不再和她来往，他们觉得，她背叛了他们。“你能想象吗？她为他们工作了那么久！” Maya 停住了，很激动。
我们在 Maya 住的街区散步。她骄傲地说，这是同志聚居的区域。“一战”之后，这一带聚集了很多同性恋和艺术家，非常活跃。希特勒上台之后，很多男同性恋被用粉红丝带区别开来，送到集中营，所以这里的街头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纪念在纳粹时期的同性恋受害者。
我又想起采访 Wieland 时，他说，今年的同志游行，有 20 万人在街上，可是我想，天哪，我就是为了这些人做同志运动。对，他补充说，我是为了他们，为了今天的盛况，可是不代表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啊。
没错，如果自由与生俱来，人们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吗？那会不会只是一种随波逐流——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潮流？没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淬炼，没有死之终点，人们会珍惜生活吗？我想对我而言，答案很明确，不经反省的、太轻易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Maya 的英文，口音很重。学德语的时候，Axel 告诉我们，德语和英文不一样，不要连读，要一个字结束再开始另一个字，可是很多德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飞速而含混地讲一大串，没有停顿，没有标点，兼有英文和德文的发音，像一段意识流的小说，话音落时已经是一段故事的末端。我很喜欢和Maya 聊天，可是每一次都累个半死。
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想着 Maya 妈妈的故事。那几十年的历史造成的，只有性别观念的鸿沟吗？
Maya 说，我妈妈很难相处，你做怎么她都不开心。
我说，我妈也是，喜欢控制一切。
但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她变了。以前我们的距离很冷，但是现在她常常都很疼爱地抱 Jacob 。我觉得她变柔软了。
哦，我相信是会这样的。
你也可以试试啊，如果你有了小孩，你和你妈的关系会改善的。
我吓了一跳：可能吧，但是我没想着要小孩，更不会为了和我妈改善关系要小孩啊。
Maya 说，我当时也没想着要小孩，但是无意中有了，现在觉得还挺好的。 Jacob 很酷。
是，我也有朋友这么跟我说过。
我有个朋友在莱比锡，是 gay ，我也老劝他，要不然我介绍你们认识，说不定你们就可以生了，而且他还挺有钱的，不用你操心养孩子的事儿。
我有点接近生气的边缘了：如果我想要，不用在这里啊，在北京也有 gay 朋友这样说过，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要啊。
Maya 还在继续：而且你父母还在，可以让父母帮你带。
我立刻回答：不，我不会想要让我妈帮我带孩子（真是不知不觉上了圈套）。我不会让她控制我的孩子。
也许是我的语气有点硬，Maya 看了我一眼：她会改变的。真的。而且不要设限嘛。
我完全不会设限，在中国我们都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心态也很开放，迎接任何改变，可是生孩子这件事，我现在完全不想。
我们都沉默了几步路。 Maya 说，不过你还年轻，还有时间。再说，不生也没关系。
我说，对啊，谁知道呢。
结束了这个对话之后，我快累死了。
我已经很努力在交朋友了。当时的日记里我写道。
我赴每一个约，我也发出很多邀约。可是后来还是忍不住抱怨，德国人太难交朋友了。典型德国人 Patra 脸上露出老实巴交的歉意：的确，我的朋友都是同学，同事，很多年累积下来……而且见面的确要提前很久约，没错。听说德国人成为朋友要用很久，可是当他们认定你是朋友，就会非常可靠。只是我来自中国，只有两个月，方生即死，来不及等待。
我坐在咖啡馆，天花板是一群裸男的春宫图。对面的大叔不停地踢桌子，对着右下方的空气怒吼。所有的 waiter / waitress 都穿鼻环。一口黑啤酒下去，脸皮很快发麻发涨，脑中物轻飘起来。我在日记本上又写下：以后不能在白天喝酒了。
不喝酒无以遣寂寞长日。有天醒来，房东粉红色的被子像工业城市的污染尘霾一样压住我，没办法呼吸，也没办法起床。我打开电脑，没有信，没有人答应接受采访，也没有人记得我。我上网，看新闻，看八卦，不停地刷屏，屏幕只闪烁，没有更新。我吃了面包，又吃香蕉，又吃樱桃。脑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像鲁滨逊在孤岛已经停止张望海上，可有一缕烟吗，有一线船帆吗？世界一定还在运转，充满热腾腾的欲望，在自我毁灭的途中，可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
海上终于出现了船，Maria 和 Lene 来了。我大声对她们说，你们是我的老朋友！似乎自己也难以置信，这两个只见过几次的丹麦人！可是她们知道我叫大头，我们都认识 Sam ，她们还会说一点中文（ Lene 最喜欢说，too much 麻烦）！ 和初次见面的人相比，需要解释的东西少太多了。
她们第一次到北京，去女同志酒吧，有人说，你们等一下，我去给你们找一个会说英文的。Lene 说，可是喝了两瓶啤酒之后，我发现每个中国人都会说英文！接下来令她们晕眩的就是，没完没了的 TP 话题。每个人都问，你们谁是 T 谁是 P ？两个人对看一会儿，Maria 说，她现在越来越 T。最早她们互换衣服（多半是裙子），后来 Lene 变短发俊俏，T恤仔裤，Maria 拍拍 Lene 变胖的肚子，现在她有这个，也穿不下了。
Maria 很幽默，她的幽默来自毫不设限的聪明头脑。她讲起自己大学时曾经去给妓女当助理。老板在里面工作，她在外间一边看书一边接电话：哦她现在有活儿，得等一下。我笑，Maria 你好有趣啊。她笑，是吗？Lene 说，对啊，我就是喜欢你的幽默感，又很活泼。Maria 说，可是我看见喜欢的人就紧张，完全说不出话来。我惊讶，真的吗？Lene 说，对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很紧张，躲在厨房不敢过来跟我讲话。Maria 说，所以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对这种在一起时间很久还仍然相爱的情侣非常好奇，不拘一格的双鱼座 Maria ，和秩序井然的处女座 Lene ，相同和相同溶为倦怠，在差别之中又凝固着陌生。怎么会在一起这么久但还是相爱的？Maria ，我和她还是最谈得来，最了解彼此。那你们吵架吗？我问。Lene 说，吵啊，都是些特别傻的事儿，‘你上次说 ××××，我没说，你说了…… ’ 但我们互相太了解了，知道这些不会让我们分手。
申请德国项目的时候，我请 Maria 跟我演练面试。Maria 说，你一定要告诉她们你在做女同志杂志，这是地下刊物，被查没过，她们一定会觉得你很勇敢，欧洲人就喜欢听这个！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笑。Maria 是真心喜欢 les+，虽然看不懂几行字，但是一直说：丹麦就没有这样的杂志！我说，你们不需要有啊。
两年前在哥本哈根，Maria 和 Lene 带我们去看演出。一个调皮的五人男生和声团，唱好多黄歌，接下来就是 Maria 她们的节目。有人全身赤裸，只包扎了阴茎和戴了假发，有人肥着肚子在舞台边上自顾自地跳，Maria 蒙着黑色网纱，Lene 的装扮很像海盗，她们唱着，到底是谁怪异？谁怪异？然后指着台下的我们：就是你！你！你！
丹麦人常到柏林。因为柏林物价便宜，遍地夜店。她们会约一些朋友，从哥本哈根坐长途客车过来，租一间公寓，开一整个周末的派对。可是 Maria 和Lene 有一阵没来了。因为去年冬天，Maria 在街上和朋友聊天，一块雪从屋顶掉下来，砸在她头顶。她说：哥本哈根的冬天很危险！她在家休息了半年，不能到太吵的地方，不能坐飞机。
她们的朋友 J 有四年没来柏林了。J 高，瘦，挺直。阔嘴加上没有眉毛，看起来有些凶相，但其实他不过就是个小甜心。他很怕鸟，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麻雀飞了进来，J吓得直往我怀里钻，Maria 和 Lene 笑说，看，什么是 T 。J 以前也做媒体，应该是一种富裕、纵情的日子。平时勤奋工作，周末彻夜跳舞，做爱，不被羁绊。可是四年前检测出了艾滋病毒，一切都翻转了。他在酒吧讲出这些的时候，我表面镇定内心不定，我是不是听错了？（我的英文好烂，他的发音也不好就是了）被写了很多次从浮华到寂寥的故事，现在就在面前，艾滋病毒携带者？为什么要告诉我？
每月一次的土耳其同志派对。J 看着舞池里：好多我喜欢的类型啊。音乐鼓点急捣密语，瞬间静止，一下，再一下，轻，再轻，试探，挑逗。肚皮舞者颤动着身体，媚眼四飞。然而我们在两点离开，人们正酣。Lene 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回去正好，不然 Maria 要生气了。
回去的路上，我发短信给 Lene 说，谢谢你们陪伴我在柏林的孤独生活。
[1]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 Program, 国际记者交流计划，本文作者即是因此项目赴德。
▌本文发表于《今天》2011 年冬季号。
作者: 郭玉洁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1
编辑 | Lee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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